張國華:教育平等︰資助與自資院校

2016080901

根據考評局今年發表的中學文憑試報告,文憑試日校生有55933人,考獲大學入學最低資歷(即3322)的日校考生共有23611人,佔日校考生約42%。

換言之,這是本地對本科學位的需求。在供應方面,政府的資助學位維持在每年15150個的水平,加上自資院校每年共開設約8000個學位,因此本港在正踏進符合考獲大學入學最低資歷的日校考生的普及高等教育。

當然,這只是大致狀況,我們還未計算每年約有5000多名符合和未符合大學最低資歷的學生往境外升學、第二次以日校生或自修生身份考文憑試而提高成績的考生,以及完成或正在完成副學位課程,獲UGC或自資院校取錄的學生。上述因素互為對沖,加上未來5年人口持續下降;雖然考獲大學入學最低資歷日校考生的比率持續上升,從2012年的38%升至本年的42%,但人口下降的速度更快,到2022年,文憑試日校考生只有4萬多人,因此我對第一段的描述,甚有信心。

上面的描述,衍生一個有趣和重要的問題——政府只是透過資助15150名本科學位,而讓自資院校透過收取學生學費,這是否對高等教育最有效的投資?

根據2016/17《財政預算案》政府提供的資料顯示,資助院校的平均單位資助,從2011/12年的222127元,增至2015/16的242260元;減去學生繳交的標準學費4萬餘。換言之,社會成本大概為200160元。相反,自資院校的單位成本主要來自學費,以現時的水平計,大約是60000至85000元左右。較昂貴的課程如護理學或藝術設計課程,更要收取更高的學費。

這批學生,同樣符合大學最低入學資格,同樣應是政府口中的社會和經濟發展的未來生力軍,但只是因為在最低大學入學的人龍排得稍後,為何卻得不到社會/政府的栽培。

基於歷史,以往自資院校的角色只提供輔助資助院校的教育功能。政府的高等教育政策的主要內容,是資助院校的政策,而不是整體及全面的高等教育政策。政府歷次的高教檢討,如2004年的不同大學角色,只是處理8所資助院校的分工問題。到2010年教資會另一高教報告展望香港高等教育體系,則只提及和確認自資院校的存在,但卻沒有進一步提及如何促進自資院校水平的提高。

不過,2010年的教資會卻確認兩所自資院校可以參與政府的配對補助金計劃。翻查文件,提出讓自資院校參加是項計劃的,並非教資會,而是2007年11月的特區政府。到2010年第五輪配對補助金計劃時,政府再提議加進珠海書院和香港演藝學院,其中的理由十分清晰,就是因為這些院校正提供相當數量的學士學位課程;到2012年第六輪配對補助金計劃時,政府更提議讓職訓局和其他自資院校參與計劃。

政府對自資院校的支持,除了毋須在此列舉的,還有下列主要的三項︰

一、容許自資院校向研資局(RGC)申請研究經費;

二、透過自資專上教育基金,容許自資院校申請教學及其他支援計劃;

三、透過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為學生進修指定自資院校的課程提供資助,實際上是為修讀學生提供助學金。

上述幾點,只是說明我無意指政府對自資院校毫無支援;政府的確有個別支援措施,但只是力度仍未足夠。如果比較教資會資助院校和自資院校可以動用的教學經費,差異實在太大。對三分之一同樣符合大學入學資格的同學來說,也是有欠交代。

不少朋友(包括兩位已報名參選立法會教育功能組別的相熟朋友)均鼓吹為學生加大學費資助力度,我並不反對,但學生的部分學費由政府資助,院校可動用的經費卻沒有增加。我的看法是,應該鼓勵政府對自資院校增加資助,但不用與資助院校看齊,也不是教資會增加新成員。

政府對廣義自資機構的財政支援,在教育界例子是不勝枚舉。直資中學、小學,性質上屬於私校,但政府仍然提供資助;免費幼稚園教育政策,就是在私立幼稚園的基礎上,提供幼稚園運作經費的資助。

舉例說,政府為自資院校提供圖書、電子學術期刊的支援,院校便可把原來已不足的圖書館經費轉到其他學生服務的範圍。當然,政府亦可指定支援自資院校範疇,或透過注資自資專上教育基金,讓院校提出增強教學質素計劃,由政府撥款支持。

拉近了距離,最後得益的,仍然是自資院校的學生。

刊載於信報財經新聞 2016年8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