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大樂:香港政治的病態

2017022401

撇開政治正確性的問題(例如這是「鳥籠政治」,沒有任何實踐「真民主」的意義,不談也罷),我們得承認,儘管累積了20年的經驗,至今各路人馬對如何操作特首選舉,仍未真正上手。沒有任何一方能在現存的框框內玩得得心應手,克服它種種先天不足(即制度設計上存在的問題),在有限的條件下發揮最大的效果。當然,各路人馬各有不同的盤算,彼此目標並不相同;我想說的是,無論你從哪一種考慮出發,效果都不會令人覺得滿意。這個狀態維持不變,看來在未來可見的日子裏,也不會有什麼改變。

古怪的政治遊戲

我當然明白,特首選舉確實是一個相當古怪的「政治遊戲」。雖然從來沒有明示,這個有限度開放的政治制度和程序有為當選人提升認受性的考慮和功能,但社會各界仍難免會認為參選人應該在選舉過程中要有所表現、「做齣好戲」,爭取民眾支持。在制度的設計上,參選人當然沒有必要將整個過程當作普選來處理。但有見於歷屆特區政府都有政治權威低落的問題,參選人和建制派(作為這個政治設計下最積極的參與者)理應想辦法令未來特首更自覺和努力面向群眾,假戲真做,加強民意的支持。可是,多年以來,在整個過程之中,候選人與眾選委都樂於停留在現存的框框裏打轉,未有怎樣給予市民有更多參與的機會。理論上,北京亦應樂見一個能夠走入群眾的領袖人物,以改善特區政府與社會的關係。

不過,現實上這種放手讓參選人以「全民領袖」形象投入特首選舉的方式,卻一直未有出現:是香港政治領袖人才短缺(即有人想做,但做不來)?還是北京也未必很想見到一個太有群眾支持的政治領袖,擔心日後難以控制呢?但無論是哪一種情況,現實是特首選舉的參選人或會多做公關、形象的工夫,但從來不會全民動員,走入群眾、爭取群眾。

又或者轉換到另一個完全不同的角度來看特首選舉:現實政治難免涉及利益交換,有人利用選票來爭取界別利益。有趣的是,這些年來,特首選舉作為各方利益進行「政治交換」的一個互動過程,實際上互動的程度遠較想像中的小得多。舉例:參選人有無機會獲得提名,再而成功當選,關鍵不在於能否打出一場漂亮的選戰,而是一直以來決定於是否取得北京的信任(醜聞一發不可收拾的個案例外)。

如果存在所說的「互動」,那是事前早已發生,而不是真真正正的一個政治過程——由北京當「球證」,且看各方利益如何作出交換,而市民亦動員起來,最後決定於誰能擺平各個山頭?誰在眾多利益集團之間取得平衡?誰最有大將台型?換言之,很多時候各界提出其界別的訴求,而參選人又抽象地許下某些選舉承諾,只給人一種「走過場」的感覺,而不是利益整合、協調(某種利益整合對日後新政府施政時尋找合作伙伴,有其實際意義)。

建制派從來不敢玩政治交換

在某個意義上,建制派其實相當「委屈」,事關他們從來不敢玩真的「政治交換」。首先,建制中人並非人人真的對政府政策很有想法,要他們放議題入參選人的政綱,未必能夠交出功課;二是他們決定投票,最終還是看北京的意思,當選人「走數」,並無嚴重後果。所以,將特首選舉看待為一場社會不同界別的角力,又或者一場政治精英的明爭暗鬥,又明顯地沒有什麼火花。在香港,精英政治的背後又是北京,劇情的發展不會有太多出人意表的地方。

反對派虛招為主 聲音多於行動

至於廣義上的反對派,最政治正確和容易操作的方法,始終是譴責「鳥籠政治」的不是,以純潔形象出現,包保萬無一失。他們手上沒有足夠的選票,可以推舉一個代表民主訴求、不以「8.31」決定作為框架來重啟政改、實踐雨傘運動的精神、反23條立法,方便的話也爭取平反六四的人選成為具威脅力的候選人。如果他們有機會「造王」,那只有建制力量嚴重分裂,而北京又未有明確指示的特殊狀態下才會發生。不過就算出現這種特殊狀況,反對派到時也未必能夠發展出一種政治論述,自圓其說,為一個重要的決定負上政治責任。在這樣的情況下,基本上是以虛招為主,聲音多於實際行動。到了下一屆選舉,又再重複同一種玩法。

我覺得這是目前香港政治的一種病態:接受框框的人沒有想過怎樣可以在種種限制下做得更好;不接受框框的人沒有一種中途的觀念,如何在未有出現徹底轉變之前,爭取最大的空間。理論上並非完全不能出現一些轉變的現狀,現在成為了一個擁有高度抗變的能量的實體——各路人馬(基於不同理由)都在埋怨,但卻沒有人去嘗試改變。

說回特首選舉,如果沒有競爭性,劇情發展的吸引力便會大打折扣,市民也不會重視這樣的一個選舉。而無論事先安排由誰來勝出,參選人都沒有機會在廣大市民面前打出漂亮一仗。沒有競爭性的特首選舉,是白做的。

刊載於明報 2017年2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