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大樂:民主派的前世今生

2017121501

話說30多年前在社會運動圈子裏,曾經有過一陣關於是否選擇「議會道路」的討論。簡單地說,是關於處身建制之外的各種政治力量,應否選擇進入制度之內,在議事堂上進行政治鬥爭的討論。當初出現討論之時,社運活躍分子還未意識到區議會、市政局議席的開放,日後將會連結到立法局選舉,並且成為去殖民地化的政治程序的相關過程。所以,最早期的討論,焦點在於如果不參與新開放的議會選舉,會否削弱長期與建制無涉的社會運動?是否應該介入選舉,爭取在制度內有個位置?但如果參與其中,社會運動與議會參與需要如何相互配合?在當時的社會政治環境,社會運動、壓力團體政治正處於停滯不前的狀態,進入議會或有可能開拓新的政治空間,為長期鬥爭做好準備。至於這是由街頭走入議會,一改鬥爭的形式?還是所謂裏應外合?也是當時討論重點之一。

當然,在出現了香港前途談判、確定殖民地地位將會在1997年終結之後,整個討論的議程便發生了重大變化。之前對「議會道路」半信半疑的心情一掃而空。事實上,當各級議會迅速開放,而且政治過渡亦已正式宣布開始,爭取議會位置的想法就不再只是被動地回應政治環境的變化,而是不可能放棄參與,否則於此消彼長的形勢下,便會失去政治話語權。

在這個過程中,本來是議政和參政兩種功能集於一身的參政團體,紛紛走上組黨之路。至於如何發展政黨政治和進一步投入議會選舉,後來又受到八九民運、彭定康方案等因素的影響,而發展出統稱為「民主派」的陣線。

「和理非非」不能變天 但保住民主派

所謂「民主派」,並非一個在意識形態、策略等方面達成一致想法的政治聯盟,而是很大程度上屬於一種相當鬆散的政治陣營,站在親中力量與傾向保守的工商界的對面,以大致上支持持續民主化的發展為共同的政治平台。而受制於當時的政治環境(包括中方強調九七前政制發展必須與日後的安排銜接,英方亦無意將更多的政治位置與權力交給建制外的力量,而同時社會上的不同利益也不見得很熱中於民主化),民主派不得不在一種不利的政治制度安排裏扮演其政治角色和發揮作用。當中不利的條件之一,是功能組別在議會裏的地位與角色。

對民主派來說,這個議會遊戲由一開始便不是通過完全開放的直接民主選舉來決定議席分配,而是存在制度性的限制,令他們無法爭取機會控制議會。對不喜歡民主派的人士而言,這批議員有權無責、只會反對;但在制度設計的角度來看,則他們本來就安排做反對派,利用有可能製造麻煩或產生否決的效果而發揮政治作用。香港的政治設計為他們度身訂做了這樣的政治劇本和角色。

由於政制發展步伐緩慢,民主派長期扮演反對角色,逐漸也失去了執政的想像。事實上,他們發展出這種惰性也是可以理解的。在當時及現存的政制底下,他們並非政府的合作伙伴,而是監督者;更重要的是,他們看不到這種存在的狀態日後會有所轉變。要求他們改變心態,隨着時間的過去而顯得愈來愈困難了。

問題是究竟要怎樣扮演這個反對派或否決群體的角色呢?曾幾何時,這個角色並非後來很多評論所說一無是處,但肯定不是顛覆建制。這個反對派其實是在一個框框之內的另類角色:論輸贏,不在於議事堂上(因為制度本身對政府有一定的保障),而是面向社會、取得一定的民眾支持。正因為有這樣的潛在遊戲規則,反對派的姿態、論述、主張日趨道德化。站在道德高地,至為重要。而配合這樣的發展狀態,「和理非非」(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既是形象,同時也是手段——這或者不能帶來很多改變(但也不是沒有作用),但卻長期在社會上可以爭取一定的民意支持。

直接地說,這種策略不能「變天」,可是卻一直保住民主派。當然,在很多事情上民眾對民主派也有怨言、批評,覺得在危急關頭往往都是他們「含淚投票」,而不是真的有好表現。不過,無論是哪一種想法,支持仍然存在。

值得認真總結10年成績

過去10年的變化,是舊有的做法受到挑戰。愈來愈多團體、民眾表現得不耐煩,認為要有所改變。但那些期望具體是些什麼,其實並不清楚。有趣的是不甘心於困在框框之內的想法和做法,經過幾年,也未有真的顛覆了制度;甚至埋下種子、短期內「隨時引爆」之說,似乎也只是一種想像而已。但在改變策略的過程中,在制度以外贏得民心,也不見得有什麼進步。在即將踏入2018年的今天,民主派形象衰落,動員能力未有增強,道德感召亦已減弱。究竟應該如何總結過去10年的成績?這是很值得認真思考的題目。

刊載於明報 2017年1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