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大樂:改革開放40年 港需整合經驗調整角色

2018020905

今年慶祝國家改革開放40年,再加上中央推出了發展大灣區的概念,有關的座談會、研討會之類的活動,想必在不多久之後便陸續出場。香港人一向不太習慣這一類形式化的慶祝活動,就算搞得場面盛大、各界名人紛紛亮相,通常還是無法營造出一種真心重視和投入該活動的氣氛。官方或許大事慶祝,但民間的反應很難會熱鬧起來。這種有限度的投入,乃香港社會的一項特色,沒有必要過分解讀。

香港人對於慶祝改革開放40年表現得不夠投入、欠缺熱情,這是可以理解的,畢竟在他們生活經驗的層面上,1978年並非一個分水嶺。內地進行改革開放對香港社會的影響是相當深遠的,不過於很多香港人的記憶之中,那不是(至少在主觀理解上)重大的轉折點。當然,現在事後回想起來——特別是由事後重組個人經驗的角度出發——或者深圳成為特區、珠三角逐步開放予香港投資等所帶來的生活上的改變,遠較個人所想像的多。香港人在過去40年於日常生活上所經歷的變化,內地改革開放肯定起了很大的作用。不過,那些轉變並不是突然之間以翻天覆地的形式發生,所以所得到的印象就顯著地有別於內地民眾。

然而,課題搞不熱,跟這個題目本身是否重要,兩者並沒有直接關係。其實,今天的香港很需要好好總結過去40年跟珠三角的整合,否則如何在新的政策環境底下於大灣區重新定位,難有什麼突破。當然,我完全明白,對很多廠家而言,他們覺得自己不是不懂珠三角,更不是未有總結經驗(因為決定是去是留,又或者轉到另一些行業,甚至脫離製造業,也是基於評估與總結),而是通過實踐而早已摸出另一條路徑。投資、做生意,一切都很實際,只要利之所在,他們便會起來行動。有沒有經驗總結,結果都一樣。

上述意見對個別企業而言,絕對有道理;不過對整個經濟、社會來說,則並不相同。而這正是今天特區政府的煩惱:政府要處理的問題,不是個別企業能否在大灣區內找到機會,而是一組企業、一個行業的建立。同時,一個十分重要的考慮是,要為一組企業或一個行業尋找發展空間之餘,還要照顧它們能否提供或牽動港人就業機會,帶來不同層次和維度的社會經濟效益。這是第一點與過往經驗不同的地方。30多年前區域經濟發展整合、香港工廠北移等等,全都是個體經濟行為,要解決的是企業內部的事情。當年是企業跑到最前,憑着企業家對商機、利潤的觸覺而推動他們跑到陌生的環境裏,闖出一番事業。當時政府的位置是被動的,甚至沒有什麼角色可言。企業的行為可以帶來其他效益(例如香港商業及專業服務於內地的拓展),但這是附帶的效果,而非其主要任務。所以,香港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工業轉型,基本上是企業外跑,充分利用內地廉價的土地與勞動力,而勞工則被留下來。

純粹從企業行為的角度來看,這可以說是無可厚非。不過,今時今日,香港投入大灣區發展作為一個政府擔當某些角色的區域發展項目,則恐怕很難重複過去的經驗——這既不符中央的想法,同時亦未必能回應民眾的期望。可是,現實是香港政府缺乏對實際參與推動經濟發展的經驗,而在手上也沒有什麼政策工具可以直接將想法落實。

特區政府要認真地利用大灣區的政策框架,不可能不調整其經濟角色。但要這樣做的時候,除了會遇上不同界別的政治阻力之外,還需要對形勢有所分析——有些什麼是以前的企業於工業轉型的過程中,應該要做的(例如技術創新)而未有做或沒有做好的?有些什麼制度層次上的障礙必須克服,才能於推動產業發展的同時,也能照顧本地僱員的就業或長遠事業發展?

相關的問題還有一大串,而要作出回應,確實需要認識過去,才可有效地展望將來。改革開放40年這個大題目,或者真的需要嚴肅對待。

刊載於明報 2018年2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