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浩昌:為何要狠下DQ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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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選舉主任認為參選人的政治主張違背《基本法》內容,因此裁定周庭的提名無效而引發軒然大波。30名法律界選委發表聲明,指有關決定「不合理、不合法、不合憲」;甚至歐盟也罕有地就香港的政治事件發表聲明,批評此舉違反《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對應的香港《人權法案》,並危害香港作為自由開放社會的國際聲譽。

在立法會上,民主派議員追問鄭若驊取消參選資格的法律理據,以及港府高層有否干預選舉主任的決定。對於港府高層干預、破壞公務員政治中立的指控,林鄭月娥和張建宗均異口同聲拒絕承認,指參選人的資格由選舉主任按法例作出決定;選管會亦明確表示「完全由選舉主任作出獨立決定」。在多番追問下,鄭若驊才承認有參與給予法律意見的過程,但最終還是由選舉主任決定,重申不是她和特首的決定。

根據政治委任制度官員守則第2.18.(e):「政治委任官員不應要求,或直接或間接影響公務員,使他們作出違背政治中立的原則的行為。」就算干預是事實,擁有超過一半公務員出身的主要官員團隊,相信亦不會貿然違反守則,令政治委任官員和公務員背上更大的壓力,影響士氣。

誠如劉細良所言,選舉主任只是「兼任」,正職其實是民政事務專員,受民政事務局領導,只要一個電話:「幫我睇睇周庭個file」,在AO系統中,一個staff grade C絕對知道點做,毋須由林鄭月娥、鄭若驊、劉江華及鄧如欣開會決定,留下紀錄。儘管不少人口誅筆伐,批評選舉主任已淪為港府的專政工具,但此刻的確沒有真憑實據,證明港府高層干預的指控。

既然沒有證據,我們只能「假定無罪」,假設這個「完全由選舉主任作出的獨立決定」。儘管如此,公眾亦應想想為何選舉主任會如此心狠手辣呢?

權力範圍有待釐清

第一個理由,當然是選舉主任真心認為自己有權依法裁定,周庭沒有真誠擁護《基本法》及効忠香港特區的意圖,所以免去她的參選資格。嚴格來說,周庭並非香港島地方選區選舉主任鄧如欣的第一個「刀下亡魂」。香港歸英運動召集人賴綺雯在2016年報名參與立法會港島區選舉時,鄧如欣以她主張香港要回歸英國統治和沒有簽署確認書,因而確認其提名無效。

雖然賴的情況與周庭有雷同之處,但在同一次選舉,鄧如欣並沒有裁定周庭的黨友、香港眾志主席羅冠聰的提名無效。在周庭的提名決定通知書上,鄧亦特別提到這點,稱每個個案均是獨立處理和作出裁定時已考慮人大關於《基本法》第104條的解釋。兩個參選人具有同樣的政治聯繫,羅冠聰在2016年沒有被取消資格,而周庭則在2018年被取消資格,當中最關鍵的,就是鄧如欣考慮2016年11月的人大解釋。

究竟選舉主任能否採納人大解釋而決定參選人的資格?香港眾志在這點上回應,「人大釋法只是規範以及限制了宣誓時的形式以及內容,與參選權無關,質疑選舉主任有何權力解釋釋法內容。」

陳弘毅教授亦指出,選舉主任是否有權引用,當中仍有不清晰之處,要待法院對陳浩天的選舉呈請作出判決後,才可進一步釐清選舉主任的權力範圍。

行會成員湯家驊則持不同意見,指「擁護《基本法》不是中性的字眼,認為周庭不符合人大就《基本法》第104條的解釋。」

雖然眾說紛紜,社會仍等待法院的判決,但也不能排除選舉主任對人大解釋的解讀與湯家驊相似,真心認為自己可在這個法律的灰色地帶,依法裁定參選人資格無效。

另一個疑似理由,就是與仕途有關。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6名參選人,包括梁天琦(新界東)、陳國強(新界東)、陳浩天(新界西)、中出羊子(新界西)、楊繼昌(九龍西)及賴綺雯(香港島),在不同的選區分別由4名選舉主任取消參選資格。當中3名選舉主任,即羅應祺(新界西)、郭偉勳(九龍西)和鄧如欣(香港島),到目前為止仍沒有任何升遷。

政治忠誠最重要

不過,裁定政治份量較高的梁天琦(2016年2月的補選中取得6.6萬多票)提名無效的前新界東選區選舉主任何麗嫦,由職級為首長級丙級政務官的沙田民政事務專員,先平調往項目策劃辦公室,其後晉升為首長級乙級政務官的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秘書長,負責「一帶一路」事宜。雖然,這未必能證明當中有直接關係,但在時間上有點巧合,實在令人不禁有此聯想。

此外,在高官問責制出現前,公務員的官階是可達至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布政司/政務司司長;但問責制推行後,在公務員系統之上,添了一層政治任命的官員,公務員從此退居二線,最高級的公務員只會是決策局或政府部門的常任秘書長(註)。

所以,某部分雄心萬丈的政務官若想事業更上一層樓,走進政府「熱廚房」,除了努力工作外,政治忠誠便成為一個重要的晉升要求。回歸後,4位特首中,兩位曾有豐富的公務員經驗;而且多年來,不少政治任命的官員也是從公務員團隊挖角過來。現屆政府中,超過一半的主要官員是公務員出身。

由此可見,雖然面對高官問責制的「限制」,但只要工作表現和政治忠誠獲得特首和中央信任及垂青,其實公務員亦不乏機會晉升政治任命官員的行列。2017年6月《信報》曾傳出,鄧如欣有可能躋身副局,雖然傳聞最終未有成真,但似乎也不能排除她有增加政治分數的打算,為日後轉換跑道而鋪路。

無論被迫、真心去做或為仕途打算,客觀事實就是公務員正有走向「有權用盡」的趨勢,漸漸令香港社會對公務員失去信心。

刊載於信報財經新聞 2018年2月6日

註:關於高官問責制的發展和討論,可詳閱Chor-Yung Cheung (2011) How Political Accountability Undermines Public Service Ethics: the case of Hong Kong,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70, 499-515; Eliza W.Y. Lee & Rikkie L.K. Yeung (2017) The “Principal Officials Accountability System”: its underdevelopment as a system of ministerial government,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39:2, 120-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