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文德、楊庭輝:認真研究歷史或被定性為記仇小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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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幾年,香港境內的中國歷史教科書爭議沒完沒了。約年半前,香港教育局擬以精簡課程大綱之名,建議大幅減少日校在課堂上探討治亂興衰的內容。事件暫告一段落之際,教育局又被揭在審批中史教科書的過程中,要求出版商修改一些過往也照常使用的字眼,例如把「收回香港主權」或「移交香港主權」改為「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以及分別批評「中共一黨專政」和「香港位於中國南方」為「用字不當、概念不清」和「措辭不恰當」。

英雄歷史中共不容異見

上述爭議的起源到底是中共向教育局施加壓力,抑或教育局自我審查,旁人目前無從稽考。但中共打算對關於某些歷史討論作出限制的意圖,亦見於從本月初開始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英雄烈士保護法》。

這部法律表明要禁止人民「歪曲、醜化、褻瀆、否定英雄烈士事跡和精神」或「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譽、榮譽」,而相關行為若構成「尋釁滋事,擾亂公共秩序,構成違反治安管理行為」以至犯罪的話,更得由公安機關依法給予治安管理處罰或追究刑事責任。

然而,這裡所謂「英雄烈士」,卻必須是獲中共官方認可的歷史人物,亦即可以「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激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強大精神力量」。如果討論、質疑跟這些人物相關的歷史事實,很有可能招人話柄,甚至惹上官非。

實際上,在5年之前,《炎黃春秋》雜誌前主編、歷史學者洪振快,便曾因為發表研究文章分析「狼牙山五壯士」跳崖自盡的細節,結果居然引來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在《人民日報》刊文斥責有關言論抹黑,稱他「置抗日民族英雄為民族犧牲的大義於不顧,盡其斷章取義、歪曲詆毀抗日英雄之能事」;後來洪氏更遭「狼牙山五壯士」後人入稟起訴侵害名譽權、榮譽權,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法院最終於2016年6月27日判決他們勝訴,並且要求洪氏刊登公告作出賠禮道歉。

考慮到「狼牙山五壯士」本身是大陸小學語文教材主題之一,而相關歷史人物又是抗戰期間著名的共產黨八路軍戰士,不難推知《英雄烈士保護法》將進一步打壓洪氏這類研究「英雄烈士」的學者。

可以預期,在「正能量勵志益智」的主旋律下,在中國境內研究中國歷史的學者會愈趨被要求配合中共的官方論述,以及在其研究明示或暗示中共現有的政治制度才是最符合人民根本利益和國家安全的安排;任何與官方論述有所牴觸的中國歷史研究,均有被定性為「嚴重傷害人民感情」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叛逆之作的可能性。

然而,研究歷史的最基本修養,是要警惕任何人類的意識形態和情感也有可能影響記述歷史的精確性,繼而翻查史料驗證所謂的主流或約定俗成說法是否成立。

若然有足夠的證據證明前人的說法有違事實或因果關係,便應力排眾議、義無反顧地把發掘出來的事實和新的推敲方式陳述出來。

探討史實處處受到限制

如以任何人或組織的情緒反應來決定歷史論述的方向,那可謂是對歷史研究的最大侮辱。那些鼓吹「做人不要斤斤計較」或「凡事留一線,日後好相見」的處世厚黑學名言,或許對商人、外交官和政客來說有實際操作上的意義,但放在歷史研究的層面,就是鼓吹善忘和貶低追求精確陳述事實和邏輯推論的重要性。

最諷刺的事,莫過於由中國境內最保守的一些組織和人物呼籲港人要開放探討歷史問題,然後一旦有研究歷史的學者批判中國官方論述歪曲事實,當權者便一律把他們定性為宣揚絕望訊息、欠缺愛國情懷或妒忌中國如今強大起來(視乎是中國抑或外國學者),以及對中國國情缺乏理解的卑鄙小人。

事實上,認真看待歷史的人也不會否定開放探討歷史問題的重要性,例如探究二戰時德軍殺害了多少個猶太人、台灣「二二八事件」中軍方到底殺害了多少個示威者等議題時,學者可從統計方法和愈來愈多公開的官方檔案文件中拿出證據,質疑以往的數字不準確。按同樣道理,深入開放探究「六四事件」是值得鼓吹的。

問題是,當德國和台灣已容許世界各地的歷史學者前往肇事地點和歷史檔案館考察和翻查資料時,中國境內對調查六四真相仍十分忌諱。在這種情況下,開放探討「六四事件」受到很大的限制,因為任何人也無法像研究其他歷史般翻查官方的記錄文件作參考和評估。

如是者,任何只要求師生開放探討「六四事件」,卻沒有要求中共正視披露事件真相的官方呼籲只是虛妄之言,政治塗脂抹粉的嫌疑甚大。

無可否認,從個人社交以至政治層面,相信古今中外也甚少人十分願意被揭昔日的瘡疤。這是人性的共通點。

可是,學術自由及公眾知情權的重要性,理應遠大於任何人物和組織的私利,故歷史研究只應「是非是,非其非」,證據不足的事情不要妄下判斷。

不過,中共迄今為止,在看待歷史問題上不時倒行逆施。或許在不久將來,任何認為深入研究中國歷史兼反駁官方說法的做法,均會被中共定性為記仇小氣的罪行。她看待汶川大地震10周年的態度便可見一斑。

刊載於信報財經新聞 2018年5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