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智傑:細水長流 經得起高低起伏

201806051

六四燭光晚會近年糾結上香港年輕人的本土情意結,大專學生會紛紛與支聯會割席,本土派支持者直言1989年天安門事件事不關己,無意替內地民眾爭取民主和人權。自2013年起,便不斷有團體「另起爐灶」,刻意與六四晚會分庭抗禮,舉辦各類淡化中國民族主義的六四集會或論壇。支聯會公布的六四晚會參與人數,亦自2015年起呈下降之勢:由2014年公布的18萬人,漸漸減至去年的11萬人。

參與人數逐年減

執筆之際,支聯會及警方尚未公布出席六四晚會人數。然而,六四晚會早在香港本土思潮出現前,已經歷過大大小小的高低起伏。按支聯會歷年公布的六四晚會參加人數,自1990年的15萬人後,每年到維園舉起燭光的人數便拾級而下至1995年的3.5萬人。除了1999年的7萬人外,由香港回歸前一年至2003年,支聯會公布的人數都徘徊在4萬多至5萬人。

2004年,中央發動「愛國論」爭議,透過內地法律學者及新北京人士帶出「一國」高於「兩制」、「愛國者治港」等論述,從而否決香港於2007及2008年普選特首及立法會。那一年,支聯會公布有8.2萬人參與六四晚會。及後數年,六四晚會參與人數又徘徊於4萬多至5萬多人。直到2009年,時任特首曾蔭權在立法會回答議員有關六四事件提問時,表示國家發展為香港帶來繁榮穩定,並指這是「代表整體香港人的意見」,激起民憤,同年支聯會公布15萬人參與六四晚會。

儘管支聯會公布的集會人數與警方數字不一,但六四晚會氣勢回落,在這近30年的光陰中並非新事。一來,香港近幾年可能正步入「動員疲勞」的格局:2012年,數以10萬計人次投入反對國民教育運動;2014年,佔領運動席捲79天、動員10萬計人次;2016年農曆年,旺角騷亂爆發,為近年最嚴重的警民衝突事件之一。在這3宗大型社會動員事件期間,發生的社會動員不計其數,遊行集會抗爭示威,亦成為社會生活的一部份。或許經歷了這麼多,公民社會也要喘喘氣了。

不過,香港本土意識也確實影響了社會動員的號召力。六四事件源於中國民族主義,支聯會全名也叫「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集會舉行公祭時,也會稱呼六四死難者為「同胞」。在中港矛盾連年激化,由政治抗爭及民主化的層面,發酵至中港文化差異、輿論不滿內地人影響香港樓價物價、以至不滿內地不法之徒越境到香港米埔自然保育區非法捕魚,都令「同胞」、「愛國」等詞不再動聽。

政治道德有依歸

然而,六四晚會始終堅持近30年,一項能每年動員數以萬計參與者的集會,其生命力是不容忽視的。雖然六四晚會是由1989年香港市民的愛國情感激發而來,但其所追求的民主和人權,皆是廣受認同的普世價值。

已故司徒華先生訂下了「建設民主中國」的宏願,然而六四晚會多年來亦能微調主題,切合時代轉變:跨越九七、反對23條、還政於民、力爭民主等,都回應了香港輿情的變化。

更為微妙的是六四晚會的動員模式:它以相同的主題,請求支持者每年給予一晚時間,在同一個地方,秉燭集會、默念當年。這些被批評為「行禮如儀」、「無用」的集體行動,卻是最能以戰養戰的動員模式。一來,它參與成本低,一年只要支持者一晚,而且和平不違法、可說是「老少咸宜」。大規模衝突雖然夠「勇武」,但卻不宜「鬥長命」,而且容易招致社會反感及法律制裁,未竟全功。其二,六四主題雖然會作微調,但平反六四的動員宗旨始終如一,代代相傳。

六四組織者堅持保留中國民族主義,難以爭取本土派年輕學子的心,卻能有效維繫多年來所累積的忠實支持者。貫徹始終、表裏如一,是政治道德的依歸。這種政治道德,正是社會運動的基礎。時局順逆難料,群眾背向難測,惟有政治道德的感召力,才可讓每年都有上萬人拋開論述之爭,無論陰晴圓缺,一同赴會。

六四晚會的參與人數,在經歷過自2009年起的高潮後,也許會繼續回落,然而,我們亦不應忽視六四晚會那種善於「打逆境波」的政治生命力。

刊載於信報財經新聞 2018年6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