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智傑:七一遊行已改變香港

2018070301

前天舉行的七一遊行,跟早前的六四集會一樣,近年備受批評為「行禮如儀」及「遊行無用」。然而,這每年一度的遊行,已令7月1日這個公眾假期不再只是官方的回歸紀念日,而是變成政府和建制陣營小心提防的日子。

回歸日意義的轉變

除了影響政府行為和社會運作外,社會抗爭亦以改變社會的文化意義和公眾輿論為要旨。2003年七一大遊行之前,7月1日主要是香港回歸紀念日,傳媒和輿論的焦點,均集中在特區政府舉辦的回歸紀念儀式:一班高官和中央駐港機構領導,在金紫荊廣場升國旗、唱國歌、特首和中央駐港機構發表講話、祝酒,禮成。2003年以前,7月1日的下午亦有人示威,惟其在輿論中並無任何的指標作用,跟日常示威無異。

2003年50萬人上街示威,是一個「可預見的意外」。記得2003年七一前,人們茶餘飯後主要都是在罵特區政府,平時較少談及政治的知名藝人及各專業團體都表態會參與七一遊行,就連主要清談生活點滴的副刊專欄,都在痛罵特區管治。不過,50萬人上街,以及促使時任自由黨主席田北俊在國家安全立法一事上陣前倒戈,「拉倒」國家安全的立法議案,則是意料之外。

無論如何,在2003年的歷史轉捩點後,7月1日在港人心中已不再純粹是回歸紀念日。在往後15年的7月1日,香港傳媒和輿論在上午還會「行禮如儀」地留意官方的回歸紀念活動,午後則會集中報道民間的抗爭遊行。

由於2003年的遊行人數眾多, 2004年的七一大遊行中,主辦單位、警方及不同單位的學者都各自公布遊行人數,為日後的遊行人數統計爭議埋下伏筆。遊行人數的爭議,使七一遊行進一步佔據傳媒在遊行翌日的版面。

也許,七一遊行的意義不應只停留在參與人數的多寡。然而,七一前的民情和人數預測,以及七一後的「賽後檢討」,在這15年間已成為香港政治氣候的重要指標。遊行人數若接近或超過6位數字,輿論則會解讀為民間不滿情緒升溫;若遊行人數相對回落或低迷,傳媒便理解為抗爭力量無法聚焦,又或者政府「拆彈」得宜。故此,特區政府及建制陣營在這15年來,都習慣避免於七一前後製造敏感議題。

經過多年來「行禮如儀」,七一遊行的主題早已百花齊放。這種「嘉年華」式的「快樂抗爭」,倡議包羅萬有,而且未必有「悲情」或「滄桑」之感。這也許讓部份抗爭者難以苟同。

不過,這種各自各精彩的街頭文化,卻使七一遊行每年都帶有若干新意:性小眾、平權、種族、外傭、選舉政治、社會公義,以至中港關係等議題,輪流粉墨登場,凝聚了一群又一群的抗爭群體。

上下午活動的轉變

相比於七一上午刻板的回歸紀念儀式,七一下午的遊行無疑更能展現香港的民間活力和多元面貌。七一上午的官方活動,大部份只限於特定人士才能參與;七一下午的遊行,則歡迎本地及海外人士自由加入。這種強烈的對比,令七一遊行多年來都比官方的回歸紀念儀式來得更活潑,備受境內外媒體垂青。

所謂「行禮如儀」,其實起了製造社會意義、改變傳統、以至改寫官方論述的作用。經過15年的演化,七一遊行已成為香港社會每年的重要抗爭儀式。每年的遊行人數當然可升可跌;每年的遊行主題,以至主辦單位跟其他民間團體的關係,亦時有爭議。

然而,七一遊行的主要功能是,作為香港民間社會每年跟官方回歸紀念儀式分庭抗禮的重要標誌。在官方場合於七一上午「歌功頌德」後,下午便輪到民間社會「用腳投票」,晚上及翌日上午便是「七一賽後檢討」,使傳媒和輿論集中檢視特區的施政得失,而非聚焦於香港已回歸多少年。

七一遊行未必能迫使政府改變施政,也難以讓中央改變對港政策。事實上,大家亦大概不會期望每次的七一遊行都如2003年般,讓香港社會出現劇變。不過,七一遊行卻年復一年地把抗爭聲音傳給港人及國際社會,使7月1日不再單純是香港回歸紀念日,而是特區施政及「一國兩制」實踐情況的年度覆檢。

七一遊行,就如其他抗爭事件一樣,難以讓所有人都覺得「有用」。不過,它卻在香港歷史上寫下一個難以抹殺的章節。

刊載於信報財經新聞 2018年7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