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智傑:海嘯十年 餘波處處

2018090401

10年前的9月,國際投資大行雷曼兄弟突然倒閉,無數投資者血本無歸,走上街頭,控訴錯信了銀行業界和經紀們的推銷資訊;也讓公眾猛然發現「迷你債券」原來並非「債券」。

10年過去,「雷曼」兩字漸為輿論淡忘,但金融海嘯的餘波,其實仍揮之不去。

海嘯後兩大輸家

由2007年美國次級按揭債務問題引發的全球金融海嘯,不少專家稱為是自上世紀三十年代經濟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世界經濟危機。概括而言,超乎公眾以至是監管當局所能理解的「神級財技」,使不少投資銀行、大銀行、部份大公司的債務轉化為所謂的「結構性投資產品」,讓債務無聲無息地愈滾愈大。

與此同時,低息環境及資金氾濫也鼓勵金融企業過度借貸、以及消費者以「先使未來錢」的方式過度消費和投資。結果,當有能力不足的「債仔」開始無法如期供還貸款,市場便對相關的「結構性投資產品」失去信心,繼而令大批發行和持有這些「結構性投資產品」的企業出現資金鏈斷裂。接下來的故事,便有如「戲院失火」,市埸恐慌性拋售相關企業和公司的股票、資產、債卷,一發不可收拾。

金融海嘯最大的遺害是,各國政府為了救市,以公帑為大企業的龐大債務「埋單」,變相讓私人企業的「爛賬」轉移到全體納稅人以至是公眾身上。不少民眾眼見積蓄和退休金忽然化為烏有,政府鮮有提供協助,而且更要面對緊縮的公共財政,為那些「大得不可倒下」(too big to fall) 的始作俑者「埋單」,焉能不氣上心頭?

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Philip Stephens便精準地點出,自2008年9月雷曼兄弟倒閉後,出現兩個最大的輸家,分別是自由民主 (liberal democracy)和開放的國際邊界(open international border)。

金融海嘯後的一大後遺症是,右翼民粹主義迅速地在全球崛起。美國總統特朗普,可謂是民粹政客一登權力寶座的最佳例證。他的私生活醜聞不斷、屢屢向調查「通俄門」的司法人員施壓、心腹被揭不誠實、退出共同應對全球暖化的《巴黎協定》、與大部份傳媒展開罵戰等,都很難跟自由民主的理念扯上關係。

然而,強硬對付無證移民、拳打中國、墨西哥等「外部勢力」、在全球難民危機中置身事外、都正迎合了右翼民粹的心態:防止「外人」掠奪本地資源、替「自己人」出頭。其中不少把特朗普送上總統寶坐的人,正是美國藍領民眾:工業走下坡,加上金融海嘯的衝擊,令藍領不再相信華府精英和政客,並投靠民粹的願景。

不過,諷刺的是,特朗普推行的減稅措施 (主要讓富人受惠)及所發動的貿易戰,卻正正令這群民眾再次受累。

以防資源遭掠奪

除了特朗普當選外,另一頭於金融海嘯後出現的「黑天鵝」,便是英國的脫歐。愈來愈多的評論指出,英國社會當初低估脫歐的代價和風險。

翻查資料,2016年6月的英國脫歐公投中,支持脫歐的主要是英格蘭地區,而較為國際化的「大倫敦」,以及身份認同上跟英格蘭分庭抗禮的蘇格蘭和北愛爾蘭,則選擇留在歐盟。

在英格蘭地區的「老英國」,早已「受夠」大英帝國遭歐洲大陸移民「入侵」、家鄉彷彿變了穆斯林城鎮。金融海嘯以來的緊縮政策,也令他們深深覺得要防止有限的資源繼續遭「外人」掠奪。

看似風險難測的脫歐,正是這群「老英國」眼中的解脫機會。脫歐公投後,英格蘭地區曾經一度出現多宗種族及宗教的仇恨事件,足見部分英國人支持脫歐時的排外心態。除英國外,歐洲各地的右翼民粹政團近年亦蔚然成風,先後挑戰現有政權,有的甚至能藉着選舉進軍地方以至中央政府。

10年前的金融海嘯,始於投資市場,但餘波卻滲入各地的政壇、輿論、以至是民心背向。這10年來,股市指數、整體公司盈利、以至是各大財團的業績、股息和花紅,也許已「回復正常」,樓市更屢創新高。

然而,民眾對自由民主的猜疑、對全球化及國際合作的反彈、以至對社會菁英失去信任的不滿,仍然不斷發酵。右翼民粹政客活躍於全球不同地方的政治舞台、宗教及種族的相關極端主義仍舊蠢蠢欲動、國際合作的空間和信任倒退,10年前當金融海嘯爆發時,大家大慨亦意想不到會有如此果報。

刊載於信報財經新聞 2018年9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