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會選舉的戰幔正式拉開，各個政黨也急不及待搶先列陣，向外公布參選名單，誓要在聲勢中壓倒對手。今次選舉特點之一是不少久歷沙場的明星人物紛紛退居二線，甚至放棄尋求連任，而不少新面孔因此有機會走到前台，初試啼聲。 

不少評論認為這次選舉將意味着「政治新世代」的抬頭。大批年齡四十以下政治新星湧現，無論如何都是一件好事，但是否因此可以斷言，香港政壇特別在泛民陣營中將步向一個新時代？這未免有點言之過早。事實上，雖然大部分新星均是具知名度、專業背景良好、台型十足的人才；但在這種種華麗包裝背後，這群新秀究竟代表着什麼嶄新的政治見解，能為本地政壇帶來什麼新觀點、新視野，始終存在一個問號。與上一代的泛民政治人物相比，這群政治新人類畢竟多面目模糊。 

回想八十年代中湧現的政治明星，大部分都是從各種各樣的社會運動走過來，又或者在重大的政治爭論中堅持己見因而建立威望，人人稜角畢現，個個敢言敢拚，其個人的政見理念，不論是對是錯，公眾大致心中有數。 

相反，二十一世絕的新星們，大都善於穿梭各種媒體、精於建立個人知名度，搞政團寫網誌出書遊行無處不在，大小議題事事關心，但不少卻對稍具爭議的話題，怯於表態欲言又止。故此，九月以後的政治局面，究竟會出現令人耳目一新的新人事、新作風，抑或只是舊瓶新酒舊調重彈，依然是未知之數。 

當然，將這種面目模糊的印象完全歸咎於這群新人身上未免有點不公平，因為說到底在這個跟紅頂白論資排輩的傳媒遊戲中，新人一日「未上位」，媒體大致都不會給予他們太多空間去暢所欲言，盡抒懷抱。也因為這個原因，這群政治新秀就更應好好把握今次參選的機會，盡情陳述個人的政見主張，充分闡述種種鴻圖偉略，告訴公眾自己可以如何為大家開創政治新天，怎樣完成一個真正的政治世代更替局面。公眾想知道的，不單是各位新星的人有我有餐單式的政綱，而是對重大議題的創新思維與背後邏輯。 

政府經濟角色應如何定位？ 

或者就讓我這個對候選人稍具要求的人嘗試羅列政治新秀必須回答的問題：第一個要回答是有關政府在經濟管理中的角色問題。泛民的一貫思維，在這個問題雖然大致抱有中間偏左的立場，強調政府介入的重要性，卻又對一貫的「小政府」方針視為金科玉律，從來沒有系統地去批判這種傳統思維，予人左右搖擺不定的感覺。故此往往會出現自相矛盾的言行，例如當曾蔭權說政府早已放棄「小政府」方針時，泛民便趁機口誅筆伐，連番搶白，但又慣性地要求政府直接管理公共事業，又或「開倉派米」的方式回應民怨。 

政壇新星有責任告訴我們其觀點如何有別於這種混亂的舊有思維，也應提出政府在面對全球化以及經濟轉型的情況下，在經濟干預能力下降，但對抗經濟逆轉及提高本地經濟體系競爭力的責任增加的同時，應如何自處。如何給予企業合理的誘因去鼓勵它們參與提高本地經濟的競爭力？何種情況之下應以公私合營的方式去處理公共事業？怎樣的安全網才是一種財政可行、合乎公義的制度？如何評價領匯這類公共財產的管理模式？我們一直在等待着答案。 

第二個必須回答的是關乎管治質素的問題。而民主派陣營從來都將此簡化為一個爭論：何時實行雙普選。民主與管治質素的關係，毋庸置疑，也不用多講，但這又是否管治的全部內容，卻大有疑問。從概念上而言，「管治」（governance）一詞本身就有超越政府（government）的涵義，意思就是說良好的政治秩序不能單靠政府，也有賴公民社會的協作。故此如何去壯大公民社會，本身就是一個提高管治質素的重要考慮。可惜的是，不少公民社會的活躍分子一直以官民不兩立的簡單思維去思考問題，認為任何與政府的合作只是出賣靈魂、放棄原則，完全不應考慮，但現實是，沒有公共資源的配合，沒有政策的推動，要改變社會現狀，可能性是微乎其微。故此欲以政治為志業的朋友，必須認真思考如何去促成這股協同力，其中包括政府應如何在軟件及硬件上去為公民社會提供更理想的發展空間，以及公民社會需要怎樣的平台去發光發熱。

特區如何訂定「內地策略」？ 

最後，政治新生代必須回答特區政治的核心問題──香港與內地的互動關係。舊有的泛民思維着眼點在於如何確保特區高度自治，以防止介入的消極角度去理解與內地的關係。這種心態，在信心虛怯的過渡期以及回歸早期，確實反映了當時港人的普遍心態，具其歷史意義。但在回歸十一年後的今天，這種以處處設防的觀點，實在未有效處理當前的中港關係。這當然不是說我們不應堅持高度自治的原則，只能對中共唯唯諾諾，刻意逢迎。但在經濟金融、物流貨運、疾病防止、打擊罪犯、基建配套、人口流動等問題必須有賴跨境合作方能解決的前提下，在講求自治的同時我們也必須開闢更多的合作對話平台與空間，才是合乎特區利益的應有之道。特區需要一個怎樣的「內地策略」？我們需要一個怎樣的中港對話機制？香港怎樣建構一個合乎港情的國民身份觀念？青年才俊請一一告訴我們。

雙普選以外，未來四年恐怕還有很多議題要處理。

刊載於信報財經新聞 2008年7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