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出之日，該是政改第六號報告書遞上行政會議之時。政改方案所以重要，除了事關香港政治制度變革之外，那更因為是中央政府和泛民唯一必須互相合作的事情。在現行憲政安排下，中央政府和泛民大可隔江（深圳河）對罵，互不理睬。但政改方案則很不同。因為泛民手握立法會內關鍵的三分一以上的否決票。泛民的取態，足以改寫政改方案的命運。二○○五年政改五號報告書最終被否決便是一個好例子。

我曾經說過，二○○五年的否決令中央政府明白到一定要拋出時間表和路線圖，才能回應社會的合理訴求。而中央政府終於在二○○七年年底下決心訂出二○一七及二○二○的普選時間表。這不能不說是二○○五年政改被否決的正面意義。至於《基本法》在一九九○年代初制訂時為何會有這麼一個特別安排，令泛民可以手握關鍵否決大權，或許是香港史家值得研究的課題。

作為一個從政的中產者，我明白中央政府和泛民的恩怨相當複雜。但我還是衷心希望兩者能為了香港人的整體利益而嘗試互相合作，那怕只是極微少的合作。因為香港的發展尤其是經濟發展離不開中央，而泛民對政府的監察其實是香港特色的一部分。香港之所以不褪色，和泛民的存在有很大關係。當然，香港人是希望兩者能良性互動。

或許個別人士非常痛恨共產黨，一定要想盡辦法和共產黨纏鬥﹔但至少泛民的群眾不希望泛民和共產黨不共戴天，群眾是希望香港能保持自己的特色，能有健康的監察力量去抗衡不適合香港的一套政治設計例如三權合作等。因此，倘若中央政府真的有誠意在香港實行資本主義民主制度，中央政府應聆聽泛民的聲音。事實上喬曉陽當年也多次在公開場合和泛民接觸。而現在的二○一七及二○二○時間表也不能不說中央政府沒有聆聽泛民的訴求。只是中央和泛民實在太缺乏互信，以至在政制設計上步步為營，令人對今次政改未敢樂觀。

泛民要求不過分

從媒體得知，泛民的要求並不過分。泛民現在主要要求六號報告書清楚列明幾點：一、明確表示二○一七及二○二○年是分別實行特首普選和立法會普選的年份（這本來便是人大常委會二○○七年年底所製訂的。當然二○二○年這個年份人大常委文件沒有明確寫出來，但有類似表示。）二、明確表示二○一七年特首普選門檻不能高於二○○七年時的門檻（這個要求和社會大眾要求一致。尤其當大家經歷過二○○七年特首選舉時兩位候選人對壘的氣氛。而筆者所屬的南區能夠有南區鐵路，也因為當時曾蔭權剛好接到南區居民的提問，曾於是在答問大會上一口答應當選後會啟動南區鐵路工程。這樣延宕多時，一直議而不決的南區鐵路才得以上馬。可見有真正的特首選舉對市民所帶來的好處﹗）三、明確表示二○二○年立法會普選不會再存在任何形式的功能團體（這點可能是最困難的。因為不知何故，北京很照顧香港商界對功能團體這份政治免費午餐的眷戀﹗）。中央更應清楚表示區議會這個功能團體在二○二○年也不再存在。

除非中央政府的普選承諾是假的，否則為甚麼不能作出這三點明顯的政策宣示呢？有了這三點宣示，縱使泛民要再實行二○○五年的捆綁投票策略，全力否決六號政改報告書，泛民也要有很強的理由。否則泛民只會予市民一種印象：凡中央／特區政府提出，不管對香港的進步是否有好處，我們泛民都會反對﹗我相信縱使泛民內真的有人為了自己的政治地位而要和共產黨不斷鬥爭，泛民的群眾尤其是溫和理性的中產者也不會支持這種策略。因此有這些想法的泛民領袖也不能把這個想法宣諸於口，而一定要想一些令人信服的理由來否決六號政改報告書。

可惜北京把自己套死在二○一二年上，其他一概免談，此舉除了突顯個別官員那種「生殺予奪」的權威形象外，對解決香港政改問題死結，對締造中央和泛民的和諧氣氛，一點好處也沒有﹗而受害的不會是他們，只會是香港廣大市民。因為北京的官員繼續好官我自為之﹔泛民的議員尤其是資深的議員也繼續以「為民請命、頂住北京」為旗幟在二○一二年時當他們的議員，仍然享受近百萬港元的年薪（以每月六萬多元薪金計，一年逾八十萬港幣。）。雙方絲毫無損，受害的是香港整體。香港和中央的信任越來越弱，合作日見艱難﹗這難道是香港人之福嗎？

至於盛傳今次報告書內的行政長官選舉辦法、門檻與及以區議員界別來選出新增五個立法會席位等。只要中央政府能作出上列三點政策宣示，並奉為圭皋。我相信香港市民眼睛是雪亮的，他們自會明白何者是合適或不合適﹗

中央泛民良性互動

當然我完全明白區議員界別選出新增五席是一個不符合普選要求的安排﹔但由於人大常委會規定了二○一二年直選議席要和功能團體一起相應增加。區議員這個有民選基礎的界別，只要是委任議員不能提名和投票與及實行比例代表制選出合共六位立法會議員，也總較再新設其他易請難送的功能界別為好。但政府必須清楚表明，不管二○一六年選舉如何安排，到了二○二○年區議會這個功能組別也肯定會一併取消。當然，這或許是筆者一廂情願﹗因為中央對自己在香港代理人能否透過直選贏得港人支持缺乏自信﹔所以極有可能在二○二○年死抱功能組別或者區議會這個組別不放﹗這是令人十分惋惜的﹗二○一二年政改的意義不在席位增加，也不在特首門檻的高低﹔反而是中央和泛民能否在南轅北轍的訴求中，放下成見，小心翼翼地展開良性互動，達至一個香港人願見的局面。因為若二○一二年的安排真的和二○一七和二○二○年兩年的安排脫的話，真正影響香港政制安排的其實是二○一七年和二○二○年。然而，雙方是否明白香港人盼望見到這種良性互動的訴求，筆者未敢樂觀。

最後以成都武候祠的清人趙藩之的攻心聯作結（因為某程度上治蜀和治港沒有分別﹗）能攻心，則反側自消，從古知兵非好戰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後來治蜀要深思。

刊載於信報財經新聞 2009年1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