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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制討論的過程中，「均衡參與」是經常被提及的一個考慮重點。從字面看來，「均衡參與」並無不妥，但一些「建制派」的朋友在提及「均衡參與」的時候，往往把「不均衡參與」扭曲為「均衡參與」，從而企圖把立法會功能組別這種特權制度合理化。而北京當局似乎也認為，保護資本家在立法機構擁有一定數量的議席，是符合資本主義社會的規律，是對基層在立法議會可能取得的壟斷的一種有效制衡。這是對資本主義社會的一種誤解。
成熟的資本主義社會無一例外地採納公平的選舉制度，絕非巧合，而是兩者有其一脈相通的邏輯。早期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中，工商界最懊惱的正正是不公平競爭，因此必須摒棄政治特權，並且要發展健全的法制，讓企業與政府之間、消費者與企業之間、大企業與小企業之間，都可以在公平的基礎上進行訴訟，維持資本主義社會的活力。因此，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最大保障，是維護公平的社會制度，公平的競爭，而非讓一部分人士享有特權。
對資本主義社會有認識的朋友都知道，這種「公平」僅僅是所謂「機會」的公平，即人人都可以做生意（資本家並非固定的一批人），人人都可以讀書，人人都有投票權。但機會的公平並不保證結果的公平，在實際的操作過程中，富人在各個社會範疇內（無論是經濟、子女教育、對政府的影響力）都必然享有優勢，這是大家都明瞭的。不過，至少起點是一致的，至少基層巿民仍是有機會的，這個機會的公平，為資本主義的管治提供了相當程度的合理性和認受性。
從社會發展階段而言，不同階段的社會制度有不同的價值與追求：
．封建制度：特權政治
．資本主義：機會公平
．社會主義：結果公平
社會主義社會並非本文要討論的內容。筆者只想指出，「功能組別」制度作為一種明擺著的特權政治，是介乎封建制度與早期資本主義之間的東西，並不適應香港這種成熟的資本主義的特點，因而其出現正好削弱了香港政府管治的認受性。特別是當反映貧富差距的堅尼系數處於高峰的時候，政府的一言一行，無論其真實動機為何，都往往被理解為官商勾結、討好某些大企業家的做法。即使政府並無此意，也欲辯無從。既然沾上了這個「政制原罪」，施政也就面臨無止境的衝擊，近期的「反高鐵事件」中反映的青年人對政府的不信任就是其中一例，而且一定陸續有來，因為這是結構使然，不以人事的轉變為轉移。
而且，「功能組別」這種「免費政治午餐」只會助長工商界的依賴性。我們主張取消功能組別選舉，並非天真地要消滅工商界在議會的影響力，而是希望他們參考歐美同行的經驗，利用物色代理人、加強游說、發展跨階層政黨等等，成功轉型，令香港政制也可以蛻變為一種更成熟的資本主義社會內的公平的遊戲，讓無了期的政制爭辯告一段落，讓巿民可以真正地「均衡參與」，讓特區政府走出「政制原罪」的陰影，重新得到它所需要的認受性。政制向前走，這是必須果敢邁出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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